危险永远潜伏在日常事物之中：滚动的车轮，过期的食物，游泳池的下水口，地铁站台与车厢门之间的空隙……常识人尽皆知，但有些疏忽或意外更像是命运。当那个背包不小心从铭基手中滑落、又偏偏砸到前排阿姨头上的时候，我正忙着给毛衣打开麦当劳的早餐袋，只凭余光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事——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而大脑一时竟无法处理，无法将它转译为某种可以被理解的信息。
直到阿姨爆发出一阵凄厉的哭声。
“呜呜呜！谁打我！”她边哭边喊，“哎——哟！有人要害我！”
气氛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就仿佛我们一下子一起被拽入了另一个时空。阿姨还在大声哭喊，我看见铭基正忙不迭地道歉，手足无措地查看她的伤势，而周围的乘客纷纷站起来，目光如一把把飞刀；但我感觉自己的所有反应都很迟钝，注意力无法集中，连听力都减弱了，眼前的画面却又亮又模糊。
我看了一眼毛衣，她坐在我和铭基之间，正专心致志地吃着早餐，脸上没有表情。不知怎地，这一眼结束了短暂的惊恐发作，令我重新回归了现实。而现实依然是一团泥沼，尽管我已尽力从中提炼出几个事实：一，过错无疑全在铭基；二，阿姨头上没有伤口或红肿；三，阿姨在向旁边的人们哭诉“还是很疼，特别疼，心脏也特别难受”；四，阿姨的先生、一位模样斯文的大爷，本来没和她坐在一起，这会儿也已走过来安抚老伴，并不时朝我们投来略带责备的目光。
乘务员也已赶到，正轻言细语地询问事件过程和阿姨的状况。这趟高铁开往北戴河，此时尚未发车，乘务员提医院做个检查以防万一，但阿姨和大爷都沉默着没有表态。“你到底感觉怎么样？”大爷不断地问老伴，语气开始有些不耐烦。阿姨哭声渐止，但仍表示“头疼”和“心脏难受”。
“肯定是吓着了！”旁边围观的一群北京阿姨七嘴八舌地说，“突然一个包掉下来！”
就在一片纠结混乱之中，铃声响起，车开动了。
由于阿姨本身有高血压，为稳妥起见，乘务员决定广播寻找医生。幸运的是这趟列车“含医量”很高，不到两分钟便来了两位。他们先是查看阿姨头部，量了脉搏，没发现什么问题，便让乘务员从医疗急救箱中找来血压计。没想到那血压计坏了无法使用，大爷又从自己随身行李中找出日常便携式血压计，结果因为没有电池还是无法使用……两位医生爱莫能助，只好再次测量脉搏。“应该没什么事儿，”他们含糊地说，“先休息吧，观察一下。”
车厢内暂时恢复了平静。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阿姨重新戴上帽子，仰靠在倾倒的座椅上，脸被口罩遮得严严实实。毛衣仍在吃她的早饭，安静得一反常态。我和铭基偶尔对视一眼，无所适从，忧心忡忡。我试图看书，或是看向窗外，但根本不记得自己看了些什么。回想那段时间，唯一栩栩如生的是前排两位老人说话的声音——有时压低了，有时因委屈和怒气而上扬，却都如此清晰，虫子般钻进耳朵里——以及从座位缝隙中窥见的阿姨帽子的一角。而车厢本身却似乎消失了。连“我们正乘车前往某地”这一事实都变得既遥远又模糊，就好像发生在另一场人生。
毫无征兆地，阿姨突然又大哭起来。“……我就是……我心里就是特别不平衡！”哭声回响在寂静车厢，“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招谁惹谁了我！怎么就偏偏砸我头上……”
我半是同情半是心惊地听着，头部传来压迫感，想要尖叫，或是打碎什么东西。然后我发现自己又第一百零一次地在大脑里还原“犯罪现场”，想象那个背包砸在我的头上，想象它掉落的速度和力量，想象着阿姨身体吸纳的冲击波反射到我身上，仿佛我的器官与她相连。我回味着她说的每一句话，琢磨她的用词、哭声和语气——是不是有点夸张、有点刻意、有点疯狂、甚至有点狡诈？我知道在负责良知和理性的大脑区域附近，有一支冷酷多疑的黑暗部队已经集结起来，双方正进行激烈的辩论，彼此都同样有说服力。
正方：那个包挺重的，里面还有相机……
反方：但它又不是从行李架上掉下来，是往上举的中途手滑了一下，根本没那么夸张……
正方：但她是个70岁的老人！还有高血压！砸一下的后果很难预料……
反方：可她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谁会第一时间大喊“有人要害我”？她可能本来就是drama型人格——你没发现连她老伴都有点不耐烦了吗？
正方：她那是被吓的！老人的精神本来就比较脆弱。
反方：她不会是想趁机讹钱吧？
正方：你说话也太难听了，人家的确是受害者！
反方：这种事可大可小，说不定还没完没了……
正方：你怎么这么阴暗！如果是你爸妈被这样砸了一下呢？！
反方：反正我爸妈可绝不会那么drama……
……
为了打断这场辩论，我开始吃早餐，喝咖啡。但咖啡尝起来是有苦味的恐惧，而恐惧的感觉就像是已经凉掉的猪柳蛋麦满分重重地压在胃里。我示意铭基也一起吃，但他木然摇头，显然毫无胃口。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周末短途旅行，只需两个小时便可抵达海水沙滩，但一个无心之失便可能粉碎一切，旅途还未扬帆便已沉入苦海。唉，真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稍有不同的宇宙里，铭基稳稳地把背包放上行李架，或是干脆放在脚边。什么糟糕的事都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地奔赴前程。
乘务员再次出现，问候阿姨身体状况，然后分别请大爷和铭基“借一步说话”。谈话在车厢连接处进行，在场者除了乘务员还有乘警，大爷谈完回座后铭基又起身前去，如此往复几次。有专业人士居中调停，这让我略感安心。我小声询问铭基，他说他的提议是车到站后他医院做检查，让我带毛衣先去酒店安顿。我默然点头，心里清楚我们都早已没了旅行的心情。
然而当铭基再次被乘务员叫去谈话时，得知大医院做检查，只表示“如果身体有不舒服再去”。于是乘务员请铭基留下联系方式，万一有事老夫妇便可直接找他——也就是说，我们得准备好随时应对任何状况。
他同意了——怎能不同意呢？毕竟过错全在我方。乘务员离开了，沉默充斥在车厢里，周遭的空气像暂时风平浪静的水面，而水下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我又听见大爷和阿姨在前座窃窃私语，座椅间的缝隙在幻觉中不断扩张，最终横开了一道沟壑，将我们吞噬了下去。大脑里的黑暗部队再次吹响号角，“你们完蛋了，”首领冷酷地说，“以后她身体无论任何大小问题都是你们的错——说不定5年以后头疼脑热都要找你们负责……这是一个无底洞。”
我想象着我们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生活，而头顶始终悬着一把利剑。它随时可能劈头落下，将我们的正常生活碾为齑粉——在海边堆沙堡时，在给毛衣讲睡前故事时，在公司开会的中途，在夜深人静的睡梦里，在即将起飞的机舱中，在团圆年夜饭的间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谁知道呢？我们绝不会逃走，所以一切取决于对方的命运和良心。
人们都是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事情的呢？那些和我们一样的成年人，平日里是不是也会疏忽，也会犯错，也要在孩子面前强装镇定？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愧疚、怯懦、疑神疑鬼、自相矛盾？是否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内心深处的毒素如鲜血一般涌出，漫过你一向自诩善良宽容的本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当然——但这一切是否还有另一种解法？
“可以借一步说话吗？”
就像做梦一样，车厢里忽然天降神兵，打断我的自怨自艾，也带来另一种解法。事情已报告给列车长，温柔的列车员分别向双方解释，但列车长并不认可原先的解决方案。根据过往经验，他提议如果阿医院检查，那么我们应当先行赔付日后检查的费用。而为了避免以后不必要的纠纷，他还要求双方签署“调解协议书”，证明事情已得到解决，赔付后若再有问题应由受伤人自行承担。
双方都立刻同意了这一提议。铭基后来向我转述，列车员让大爷说个赔付的数额，大爷却有些腼腆地让铭基先提。？铭基试探着问。不不，大爷连忙摆手，做个检查花不了那么多……这样吧，小伙子，你给好了。
就这样，一切迅速地尘埃落定，甚至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签字，按手印，付款，坐在阿姨旁边的乘客还被要求写下了证人证词。协议书一式两份，各自保管。我感到巨大的释然，就好像有人交了赎金，令我们重获自由。而世界忽然重新活了过来，周围人群的声波如心跳般震荡不止，如此正常，如此真切。阿姨和大爷的絮絮低语也又一次从座椅缝隙间飘来，但语气中再也没有不忿和不甘——应该不是我的错觉——看来也对处理结果感到满意。
“头还疼吗？”我听见大爷问。
“不疼了。”阿姨的声音从未如此平静。
“人一家是外地的，在北京工作，”大爷说，“也挺不容易……人也不是故意的，差不多得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这就是钱，我想，让世界重归和平的东西。它驱散了阿姨的怨气，它赦免了铭基的罪行，它终结了彼此的猜忌。我们是人类，能够理解人类所共有的执念：不幸更像是不公，而不公意味着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真奇怪啊，人们总是把钱和良心对立起来，就好像两者非此即彼；不不，在真实的生活里，有时钱也可以是良心的证明。通过这种被视为万能而肮脏的俗物，我们都得以向彼此做出某种证明。
铭基显然也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依然表现得像个认罪服刑的犯人。整趟车程中他几乎都只以半个屁股坐在座位上，战战兢兢，随时待命。当阿姨起身打算前往洗手间时，只见他如弹簧般即刻弹跳起来，一个箭步冲上去就要搀扶护送。大爷立刻站起来挥一挥手，打断了他“将功补过”的尝试。
“没事儿了啊，小伙子，”大爷用一种安抚孩子般的语气说，“你呀，你就踏实坐着吧！”
也只有在矛盾得到解决之后，你才能以某种后见之明看清一些事情。我听见阿姨在与邻座的“证人”聊天，她回忆起年轻时的一起意外，好像是她乘坐的车与一台拖拉机相撞，结果她“被撞飞出去，流了好多血”……“你说说，”她叹了口气，“我怎么总是这么倒霉？”
就在那一瞬间，我完全理解了她此前看似drama的种种古怪言行。我感到震动、羞愧、同情，但还不止于此。那更像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宽容，如果套用木心的话，就是“不知宽容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宽容”——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人性的缺点并非人性的恶，而每个人都是好几个自我的集合。也许应该感到欣慰吧，至少我们都还保有一种善良的本能。
毛衣大概也觉察到了气氛的好转，于是趁机提出了看动画片的要求。此刻世事尽可宽容，我们二话不说便拿出了iPad。等待铭基在iPad上找出《龙猫》的时候，毛衣忽然转向我，眼里有种伪装成坚强的脆弱一闪而逝。
“妈妈，”她轻声说，“我不想长大。”
这话没头没脑，但我一下子被击中，伸手把她揽在怀里。这是母女间的共情，也可能是基因的延续——这种东西真是既可怕又令人着迷。尽管毛衣才只有六岁，我已能从她身上识别出那些和自己如出一辙的逃避心理和“尴尬癌”人格。我也不想长大，我真想告诉她，我也不愿见到任何人暴露自己的痛苦或置身尴尬境地；我也害怕面对自身的问题、潜在的危险和不确定的结局；我也希望可以像她一样躲进宫崎骏的世界，用自然、魔法、幻想动物和早已预知结局的安全感来麻醉自己——伟大的故事就是你看过无数遍还想再看的故事，是你已经知道结局却又仿佛不知道的故事，就像《龙猫》，或者《西游记》。
不过，就在不久以前，当我们第一次和毛衣一起看《龙猫》的时候，我的确看到了一些当年从未留意的东西，只有成年人才能读取的秘密信息，就像是宫崎骏故意埋藏在故事中的时间炸弹，只有当你达到一定年龄才会自动触发。年少时只能看见清新的田园、可爱的孩子、神奇的龙猫、熟悉的童年夏天、温馨的乡村人情……如今以成年人的眼光再看，那些如梦似幻的画面却始终伴随着伤感和无奈，像一片阴云悬在那棵老橡树的树顶。电影里没有一个反派，甚至没有一点冷漠或自私；但作为一个大人，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你没法不去细想故事背后那些没有言明的现实：生病住院的妈妈，两头忙碌的爸爸，缺乏关爱和陪伴、需要独自在家的姐妹俩……当毛衣随着剧情发展微笑、惊奇、狂喜的时候，当她屏息凝神又无比确定地等待龙猫每一次出现的时候，我的大脑里却始终回旋着同一个问题：妈妈的病真的会好吗？电影里总是对此含糊其辞，大家嘴上都说着“病快好了”、“很快就会出院了”、“等到妈妈回家以后”……但真正出院回家的日期却一次次延迟。我并不相信后来流传的那些暗黑版本的解读，也不愿以成人的残酷去粉碎那小心编织的纯真之梦，然而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我总感觉自己正身处无垠的的虚空，怀着失重般的恐惧凝视内心的黑洞：如果妈妈去世了，这一家人的生活又将会变成怎样？
大人看不见龙猫的神迹，孩子看不见现实的阴影，我们仿佛拥有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人生中那种宛若当头棒喝的时刻，令你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长大成人。很多人都曾说过同样的话——“为人父母后，我才真正成为一个大人”——的确如此，却又并非全然如此。
没错，诸如此类的“梦醒时分”在为人父母后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我至今仍时常想起生完毛衣后快要出院的时刻：医生把婴儿塞给我，让我带她回家。天哪，我记得自己在心里尖叫，他们居然放心把一个人类幼崽交给我！！！然后，过了几年，又好像是几分钟，当你发现自己手机里百分之九十的照片都是你的小孩的时候，当你凌晨两点还在假装圣诞老人包礼物的时候，当你站在手术室里看着医生给你女儿磕伤的额头缝针的时候，当你计划假期时开始留出一天作为“recoverytime”的时候，当你剧烈运动时开始留意自己心跳频率的时候，当你意识到微博热搜上的那些年轻偶像你一个都不认识的时候，当你晚上十点半在外面看到满地乱跑的小孩忍不住皱起眉头心想“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的时候……你都会蓦然惊觉自己好像真的是个成年人了。哦对了，最近一次的“梦醒时分”是剪指甲时发现指甲剪竟然都有点钝了——这么说吧，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种事有可能发生。
可它又并非某种重大而完满的感悟。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在试穿一件成人的戏服。Itsallfakeittillyoumakeit.就像刚参加工作时以为所谓的“金融界”或“商界”是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渐渐却意识到那只是一群希望没人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精英”。在许多社交场合里我都体会到同样的感觉，觉得一切勉强而做作，觉得在场的每个人都只是在假装大人，拼命压抑半途逃跑的冲动，努力模仿成年人之间的交谈：你好。你好吗？你的周末过得如何？（关我什么事？）很高兴认识你。（才不。）再见。（希望再也不用见了。）
成为一个“大人”之后，我才明白没有哪个神奇的年龄或节点会令我们确信自己已完全成熟。事实上我们只是随遇而安，时进时退，在碎片中学习，从错误中获得经验。我甚至不能说养育孩子让我成为一个大人——坦白说吧，都这个年纪了，我仍时常觉得自己更像是个负责任的青少年。有时我会忍不住想，毛衣能看出我在假装大人吗？当我在火车上被恐惧和猜疑攫住的时候，当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身处平行时空的时候，当我和铭基交换眼神准备承受一切后果的时候，她是否也已瞥见妈妈的真实面目？根据我自己的童年经验，孩子能觉察到那样的事情，人类正是在童年时期获得对世界和人生的朦胧的理解。
也许成长就是一件不断发生的事。没有终点，也没有缓冲区。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会改变你，你永远都有更多的成长空间。成熟并不来自年龄或生活经验的增长，更恰当的衡量标准也许是责任感和自省能力。你知道如果你任由那些屎堆在那里，假装视而不见，它们也不会神奇地自动消失。你知道你必须与内心的毒素正面交锋，小心处理，否则你又怎能接受自己是谁？
不过说真的，凭什么一个大人就得完全成熟呢？我还是很珍惜我心灵中孩子气的那部分，希望它永远不会离开我。听起来是个悖论，但为人父母的体验就像一趟双向来回的旅程——既是一种进化，又是一种退化。当你亲眼目睹那些人性的萌芽，便会意识到成人和孩子的需求和渴望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孩子令你正视自己愚蠢、疯癫、残忍、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那一面，从某些全新的、令人敬畏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感觉就像同时拥有了双重生命：上一秒恬不知耻，下一秒无所不知。
火车旅途在一片亲切友好（且略带八卦）的气氛中结束。我们与老夫妇微笑挥手，互道珍重——我衷心希望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活到两百岁。下车的混乱之中，旁边那群一直蠢蠢欲动的北京阿姨们也终于忍不住挤到铭基身边。“给钱了？”她们压低声音，“给了多少？”
就这样，我们有惊无险地开始了短暂的北戴河假期。天气并不理想，除了第一天还有点阳光，后面两天都阴云蔽日，含雨未落。风很大，海水很冷，下水毫无可能。但经历了火车上的意外，我们心中只有无尽的感恩与平和。就像大海一样，或许平静也需要风暴的铺垫。
顶着大风在海边玩沙子挖贝壳时，我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个中年男人。他以一种露营般的姿态占据了一小片沙滩——坐在户外折叠椅上，一旁的拖车里放满了饮料、食物和玩具，便携式音响里传来周杰伦的歌曲。最妙的是大哥还给自己的领地标记了边界线——几十个彩色风车插在沙滩上，整齐地排列出一个长方形，包围着他和他的小小世界。在周杰伦的“哼哼哈嘿”声中，大哥悠然喝着饮料，望向眼前的茫茫大海，彩色风车环绕着他呼呼转动——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当我对毛衣关于龙猫的喋喋不休感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是的，即使是龙猫也只能让一个“大人”忍受到某个程度——我和铭基把她送去了酒店的儿童俱乐部托管。这是个双赢的决定，我们彼此都得以暂时摆脱对方的束缚。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二人世界，曾经想要的自由时间忽然多到手足无措。已是第三次来阿那亚，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景致，我和铭基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园区里走来走去，逛逛美术馆，去海边喝一杯。天色黯淡，云朵的颜色像水泥，大海是一张灰扑扑的发皱的纸，但带着一双“灾难幸存者”的眼睛，看到什么都只觉受宠若惊。
阿那亚是一个充斥着规矩和奇观的人造园区。它用审美和价值观筛选客户，力求打造艺术化的日常和“有幸福感”的社群生活。这里的自然、建筑、人文、人情几乎无一不美，还常常举办各种高质量的展览、音乐节、戏剧节、文学节……就像一个乌托邦，一个中产乐园，一个文艺飞地，几乎令你相信人真的可以“诗意地栖居”。
但也正因如此，它与外面那个世界的割裂感实在太过强烈，以至于一切都显得有点假，有点刻意和做作，来到这里就像进入了一个美丽的泡泡，一个楚门的世界。站在酒店阳台上俯瞰这个审美高度统一的社区，感觉宛若身处《黑镜》中的某个小镇。我和铭基忍不住大开脑洞，幻想这里的每个人体内都被植入了芯片，而某套评分系统会依据各人的言行举止来给他们加分或扣分，总分低于一个标准便会被驱逐出境。不小心说了一句脏话？扣5分。你的小孩在公共场所大吵大闹？扣10分。众人面前公然炫富？扣15分。在阳台上放了一张颜色恶俗且与社区审美格格不入的躺椅？扣你20，躺椅就地销毁！
我认真想过这个问题：阿那亚明明完全符合我的个人审美，每次来这里度假体验也都很棒，那为什么我从没幻想过真正在这里长居？为什么我还是舍不下煎饼果子摊、土味店招、梦幻丽莎发廊、阿珍与阿强、胡同里的老旧单车和瓜棚豆架？可以归因于所谓的“烟火气”，或是“审美多样性”，但我更相信它发自体内某种叛逆的本能——为什么一个人就非得具备好品味呢？品味也是一种严苛的障碍，也许我就是想要不审美也不被审美的自由。
可话说回来，反正我只是在这里度假，有限的时间内我很乐意去尽情享受这个美丽的泡泡。旅行并不总是关乎寻找“真实的世界”或“真实的自我”，更多的时候，我们旅行正是因为我们需要逃离现实，因为距离和差异是创造力的秘密滋补品。许多人言之凿凿要戳破“阿那亚式理想主义”背后的“资本背景”和“消费主义”，可旅行本身就是浪漫化的消费主义。无论如何，楚门的世界令人快乐，我们在这里假装住客，表演充满智性与美感的生活。
忘了在哪里看过一位作家的话，说旅行的乐趣在于沉浸在他人的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真是暴论，我不禁想，但其中又确有某种真实。出行的另一项乐趣恰是回家——回归早已习惯的现实生活。我喜欢旅途中的那种感受——或是错觉，觉得自己不但同时拥有两个世界和两种人生，还能够在两者之间自由穿梭。
我们在阿那亚的那几天没有赶上任何大型文艺活动，不过晚上在海边散步时，发现沙滩上立起了幕布，一场露天电影正在上演。那真是极梦幻的场景：静谧的海边夏夜，晚风湿润，海浪呜咽。天空与海水连成一片，不同层次的幽蓝构成完美的背景板。人们坐在沙滩椅上，看着微渺而具体的人间故事于浩瀚天地间上演。那就是日常生活里的神性时刻，你仿佛看见人类的短暂生命与非生命存在的巨大弧线相交汇，就像惠特曼在《独自在夜晚的海滩上》一诗中所发的感叹——“一种茫茫的相似将万物勾连”（Avastsimilitudeinterlocksall）。我走近看了看布告板——韩国导演洪尚秀的《独自在夜晚的海边》。这种巧合简直像一道神谕，好半天我才慢慢把手臂上的汗毛抚平。
走回酒店的路上，被那种奇妙的气氛所感染，也可能是因为血液里的酒精含量，我和毛衣你一言我一语地编了一首歌，名字就叫《独自在夜晚的海边》。我们在草地上疯狂地转圈、跳舞、咯咯发笑，一边大声地唱个不停。旋律乱七八糟，歌词胡编乱造，舞姿更是不堪入目，但从毛衣欣喜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又一次发现了妈妈疯癫幼稚的那一面，开始怀疑我平日里只不过是在假装大人。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假装大人还是在假装孩子，正如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生活还是在表演生活。我只知道我将继续身处两者之间的裂缝，任那种茫茫的相似贯通过去与未来。在海边发疯的那个夜晚，奥运会尚未开幕，郑州暴雨还没到来，疫情看不出复燃的征兆，也没人知道勇敢发声的年轻女孩们终将里程碑式地扳倒顶流明星、凝聚新的共识、动摇男性秩序；但那时我已知晓，在时间之流的不同节点，我将会向我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带着成人的后见之明，也带着孩子般天真而新鲜的疑惑。然后，如果90岁的时候我还活着，我希望自己仍会像个孩子一样在夜晚的海边跳舞，理直气壮地相信一个老人的狂喜与自然的原初面貌、时间中的所有事物乃至整个宇宙的伟大宏旨都息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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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给大家送上一个猴子吊杠的视频
傅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