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辖歙、休、黟、祁、绩和婺源(已划属江西省)六县，府台设于歙县县城，旧称“徽州府”。歙县，自古习惯以县城为方位将全县分称东、南、西、北乡四大片。南乡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昔日仅有新安江一水与浙江天然贯通，为徽商闯荡天下的主要水上通道，水域所及谓“水南”。而经“昱岭关”入浙一线，惯称“旱南”,翻山越岭，步行肩挑“走余杭”,十天半月艰辛不堪。一九二八年开通“杭徽公路”后，整个“旱南”,乃至徽州活力陡增，洪琴到徽州府只二十几公里，不需1小时；从徽州府到杭州，三百余公里路程，只需一天，从而大大促进了徽州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发展。“旱南”有多条河流源于天目山西麓，汇入新安江，但因流程较短，水量不足而不能通航。伏源河是其中的一条，自东向西折而南流，蜿蜒二三十公里，在深渡附近注入新安江，两岸多为河谷，间有小块平地。
我的故乡洪琴，就座落在伏源河畔，地势平坦，河水从村前流过。村南有“前山”,村北有“来龙山”,两山相距约1公里。村东和村西是伏源河两岸的千亩良田，视野开阔。“前山”是一列东西走向的山峰，峻峭挺拔，古木参天，满目苍翠，犹如一道绿色屏风，为洪琴增添了无限秀色。山峰中段豁开一个山口，最窄处宽不过三十来米，是洪琴的天然南大门。村前有石桥、木桥和“水步”(每隔一步置一方形巨石于河中，一字排开，供人通行),南接石板大路，穿过山口，直通杭徽公路边的郑坑店(一处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洪琴与之相距不足1公里，乘车出行很是便利。从郑坑店北望，透过山口，仅见洪琴村河边的几座房舍，犹管中窥豹，不见全貌，洪琴显得神秘而含蓄。
洪琴包括“上门”、“下门”和“凌家”三部分，房屋鳞次栉比，街巷纵横有序。水步以东为“上门”村中为“下门”,村西头是“凌家”。上、下门占有大半个村子，几乎全是汪姓。“凌家”凌姓人丁居多其次是胡、洪，洪姓人口很少。洪琴是个大村子，昔有“千灶万丁”之说。正宗主姓为汪、胡、凌、洪，现有人口三千有余，汪姓约占八成。据传，洪姓曾兴极一时，有“百鸟飞不过洪家街”之宏大规模，可是为何被汪姓取而代之，竟至退居末位而人丁不旺了呢?沧海桑田，没有文字解秘，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破释的谜了。洪琴村始于何年，无从查考。但是，仅从洪琴汪姓第一代祖宗即七十二世孙汪寿泰迁居洪琴起，传至当今九十八世已历26代来看，若平均每代以25年计算，汪姓定居洪琴该有六百五十来年了，当在元末时期，即公元年前后。不妨看以下三点事实：一、三孔石拱桥“汪家桥”,建于明代，已有多年历史。在那个自给难足的封建农业经济背景下，且常受战乱之苦，能够建造一座三孔石拱桥而不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是绝对无能为力的；二、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尚存有明代民居几座，其建筑工艺与规模决非矮小蓬屋可比三、再从四十四世孙汪华传至汪寿泰，历时也在六百五十至七百年之间。从汪华至汪寿泰和今人至汪寿泰，恰好是在公元年左右，即元朝末期相接。所以，据此推断，汪姓定居洪琴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该是基本可信的。那么，四大姓中的洪姓该比汪姓为早，从“百鸟飞过洪家街”的民谚分析，洪琴原本是洪姓天下，而洪姓有此规模，其发展必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可以初步断定，洪琴村至少已经存在年了，大约始于宋代，甚至更早。
洪琴汪姓祖宗原先居住在“坑上以东约一公里处的“大塘”一块，与鸿飞村的“水口”相距不到1公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汪姓逐渐西移至“坑上”东西两边，进而取代洪姓的领地，占有了洪琴村的大半，成为第一大姓。“寿泰朝奉”的坟墓定在“凌家”背后叫做“长弯”的山坳里，是否表明汪姓地盘以此为界，圣神不可侵犯呢?传说中还有一个小故事，据说村中的汪姓支祠“复礼堂”的地基本是洪姓的祖坟地，汪姓为了占有，一面应付官司，一面抢建，出动强壮男丁，居然一夜工夫建成。事前把铁钉用盐水浸泡过，根根生锈，官司现场取证，既已生锈，表明已建多年，判洪姓败诉。这中间，可能那时汪姓势力已经大大地强于洪姓了吧?儿时曾听老辈人谈及此事，把人家祖坟挖了，一个个扁担头上闻“鬼”哭呢!关于汪氏始祖有二说：一、公元前年鲁国的鲁成公次子名“汪”,“封颍川侯，生而有文在手，曰‘汪’,故名”,而被视为汪氏始祖；二、汪姓起源于夏代(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的“汪芒”之地，即今浙江湖州。
汪氏家族是江南土著，浙江北部的越人后代．隋末起兵保障乡里的汪华是土著汪氏历史上地位最高，也是为徽州汪氏各支所认同的、久远而实在的始祖。汪华的祖先系由会稽(今绍兴)移居新安的。其父汪僧荧墓葬于绩溪登源。汪华因灭隋建唐功勋显赫，被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封为“越国公”,管辖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被后世子孙尊称“汪公老帝”,汪氏逐浙发展成徽州望族大姓。汪华有九子，长子建、次子璨、三子达、四子广、七子爽、八子俊，其余不详。
汪华长子的五十五世孙汪思立从旌德移居歙县唐模。六十三世至六十九世之间，又散迁各地者颇多，歙县境内的就有21处，皆为躲避“建炎之乱”。四子汪广的五十一世孙汪贤常迁徙于歙县篁墩，此后其后人在歙县境内又有多次移居。七子汪爽的四十九世孙汪风思迁徙歙县慈菰。八子汪俊的七十一世孙(名不详)迁徙歙县篁墩。那么，洪琴汪姓的始祖“汪寿泰”从何处迁来?我想，必是上述唐模、篁墩、慈菰三处中的一处，因为记得父辈手上，洪琴汪姓每年清明还派族长前往其中的一地朝香祭祀。
江姓每年游明还派族汪寿泰在洪琴繁衍了五大支(俗称“份”)。上门居住着四份和五份；下门石桥头一带是三份，下山坑巷一片是大份和二份，与“凌家”毗连。他们几乎互不相杂，非常分明，都各有支祠凝聚。另外，与洪琴相距二公里之内，还有三个汪姓小村落是从洪琴分支出去的。其中“山后”和“塘坞”两处都傍杭徽公路，“汪下干”在洪琴西边伏源河畔。引起一个民族或者氏族的迁徙，原因不外四个一、战乱；二、兴衰三．自然灾害；四、政府行为。而驱使一个支系或某些家庭的移居，恐怕又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了。这些，倘若正本清源，寻根究底研究起来，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洪琴汪姓同其他氏族一样，有严格的族规。辈份大小有别，不可乱喊坏了伦礼纲常。辈份用字表现，字由族长议定，一字一代，限于男丁。男孩取名，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表辈份，第三个字才可自定，辈份大小，一听一看便知，“叔、伯、爷、公”是不会喊错的。辈字又分上门和下门平行两大支，如九十三世至九十六世，上门是“富民士安”四字，下门是“俊德克明”四字。我家属上门，父亲是九十四世“民”字辈，故取名“汪民福”,我是九十五世“土”字辈，故取名“汪士全”。当然，还可取个不含辈字的“学堂名”,我的学堂名就叫汪哲岳。过去单名绝少。比我长一辈的称之“叔”、“伯”,长两辈的称之“爷”、“公”,更长的则称“太公”、“太爷”,也可称“公”、“爷”。同辈而年长者称之“哥”,辈份小而年老者，也可从敬老的道德角度称之“哥”。如果把长辈称呼小了，则是“失礼”;把小辈称呼大了，则“折煞人也”。长辈对晚辈具有权威性，辈份越高，权威越大；长辈讲，晚辈听，大人讲，小孩听，不可顶嘴，更不能“还手”,否则，便是大逆不道。遇事，长辈可为晚辈出面评理讲公道。长辈应以身作则，在道德言行上为晚辈作出良好的榜样。
不同姓氏都有这种共同的习俗，它是在几千年的氏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所谓“八百年前是一家”和“一笔写不出两个汪”,可能就是这个来历吧?洪琴有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生动的人文会萃“前山”,在村南与伏源河并行，两者相距百多米，其间是水田、菜畦和农舍．山并不高大，中段因豁开一道山口而分作两座孤山，东边的正对上门故称上门前山，西边正对下门，故称下门前山”。古人定居选址讲究“风水”,所谓“前有来龙，后有去脉．涵养水源而利排涝，阳气充足而避恶风，以利氏族兴旺发达。前山主阳，充满阳刚之气，体现一个村子的精神面貌，是村人命运所系。所以封山禁伐，无论是数人合抱之大树，还是一枝一叶，无人敢于损毁。上门前山的东头，有一巨大溶洞，名曰“石龙洞”。洞口高十余米，深约二十来米，宽三十米左右，可容数百人。内顶五颜六色，光洁亮丽，就像无数小块彩瓷片镶嵌的天花板。洞内就势设龛，供奉上帝、灵官等菩萨数尊。右侧有庵堂，观音菩萨打坐莲花台上。洞口有一巨石，状如馒头，高三米，底周十多米，恰似一颗龙珠．据说，早先鸿飞村辖属范围达及石龙洞，洪琴村东头河边大路上，有两村之间的“分界石”,大路在此分为两股，至今旧迹犹存。当年洪琴人为争此辖权而与鸿飞打官司，竟至武斗，最后，以洪琴人取胜告终。但是，从此却流传下来这样一首民谣：“洪琴(搭)鸿飞，一向好嬉嬉，为着石龙洞，弄得不好嬉。相传，清末，太平军兵败。“长毛”到过洪琴，乡人躲于洞中，孰料洞外犬吠，事露，“长毛”用柴草堵洞焚烧，洞中人恶悉遭闷毙，血水从洞内地下暗河流至深渡新安江中。石龙洞留给后人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下门前山脚底，也有一个小巧铃珑的溶洞，古人因势筑庙，如农宅大小，前后两进。前厅有菩萨一尊，后室敝顶，可见一小块天日，岩石突兀，泉水叮咚，寒气逼人。石崖上雕凿坐佛两尊。两行密密匝匝的修竹夹拥着一条小径，将小庙掩映其后，真是一处幽雅别致的好景，这就是村人所称的“汪圣孙”。
村北“来龙山”,低矮平缓，多为沙石覆盖，常有蚌壳化石裸露，因草木稀疏，故贬称“剥皮来龙”,是洪琴人的一大遗憾。来龙山向北延伸，一峰高过一峰，重重叠叠，直接云天；东西两端绵延无尽。山坡上，有两处石窝，古人叫它“龙眼睛”,相距十多米。东边的呈锅状，可容四人围坐。西边的呈条状，如闭目，据说，原本跟东边的一样圆溜溜的，只因一女子在上面撒了一泡尿而瞎了。这又成了洪琴人遗憾中的遗憾，小时候，我天天都要牵牛到这来龙山上放牧，面对荒坡，耿耿于怀，为什么不想办法栽树呢?村东“汪荫庙”,是为纪念汪华而建的。汪公老帝龙袍加身，皇冠戴顶，威严无比。此外，还有汪公夫人和他们六个儿子的神像。这些神像大于真人，栩栩如生，供奉在庙堂神龛中。主坛菩萨赵公明和五昌菩萨也在庙堂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水口”在村西头，规模宏大，是一组典雅的园林建筑，依山傍水，是洪琴的西大门。它集庙宇道观、亭院于一体，极富诗情画意。亭高六米，四角翼然，风铃叮叮。大路穿亭而过，两道门楣上，各有砖雕篆体阳文“耸翠流丹”、“锺灵毓秀”字样。花墙漏窗，隔而不断。墙内是卵石铺嵌的平地，如篮球场大小。穿过院门，墙外是一处小公园，门楣上有“淇园”二字，是大书法家董其昌的碑仿。我从小就喜欢书画，每经此处，都要久停默摹其技法。园内古樟成荫，绿草如毡，下临深不见底的水口潭，是垂钓的好去处。道观为一排平房，清净素雅，有道士居守。“关帝庙”是水口建筑群中的主体，内有关公、关平、周仓的雕像，比真人大得许多，另有华佗、东平王供于龛内。从水口至村中沿河数百米，合抱樟桦夹岸，遮天蔽日，在河面上交错成一条林荫巷道。鹰击长空，鱼戏水底，鸟鹊占高枝，翠鸟守滩头，,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村舍隐约可见，透过漏窗，洪琴犹如一幅镶嵌在漏窗里的风景画。村末有“社屋”,大于真人的泥塑社公、社母端坐堂上，小型木雕菩萨二十余尊分列两旁。乡人每年春社和秋社都要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季平安。下门前山西侧山腰的峭壁上，耸立着一座四角亭，恰似一只山鹰凌空展翅，隔着田野河流，与水口遥遥相望。亭内有上帝菩萨一尊。出水口亭西行一里许，是“上油寺”,佛像满堂，昔有尼姑护持，香火不断。村中靠后，汪氏宗祠和多座支祠列成一条百米长街，是祭祀典庆的活动场所。建筑高大雄伟，飞角挑檐，雕梁画栋，气宇轩昂。街面用青砖铺嵌成一行行“人”字，恰似御道，庄重神圣。“仕清书院”和“文昌阁”建在祠堂前后，是文人儒士读书做学问的地方。
汪氏宗祠东首隔壁是上门汪姓支祠“五份屋”,一九三四年，族人汪观东在此创立“启明小学”,从而打破了“蒙童馆”旧制，开创了洪琴教育体制的新纪元，它以新文化、新思维哺育了洪琴一代又一代孩童。年改为公立“洪琴小学”一九六三年，校舍毁于一场大火，但很快重建一新。在县教委大力支持下，村人汪士洁(退休教师、汪荫根之次子)牵头，鼎力募捐，筹措资金30余万元，于年再度重建，即为今貌。镇教委主任汪士洁还请我为“洪琴中心学校”题字。
正月十五，是汪公老帝生日，每年必隆重祭祀。祠堂内高搭神台，把汪公老帝父子七尊菩萨从汪荫庙接来，坐于神台上，而汪公夫人却是单独坐在祠堂后进的一个小龛内，据传说他夫妻不和，永不相见。大厅上，设一张铺着红毯、围着红木雕栏的大桌子，上面摆着二十四个锡盘，分别装着名贵的山珍海味，这叫“摆祭菜”。大型红木宫廷家俱和字画屏风置于台前，极富古韵。墙壁上张挂巨幅龙虎泼墨画，气象不凡。两副锡打铜铸的十八般仿古兵器“锡銮架”,寒光闪闪，分列两厢。十二座油漆根艺，栩栩如生，各式宫灯熠熠生辉。大小百面五色丝绸旌幡和华盖、掌扇，一字儿插于廊下。两架几十斤重的盘龙神烛，日夜不熄。整个祠堂内流光溢彩，富丽堂皇，庄严肃穆，就像一座文化艺术馆，让人大开眼界。正日”那天，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司祭”站在神台前左右两侧的高椅上，用京韵拖腔，高声发号施令，指挥全场。二十四名“礼生”,头戴礼帽，身着长袍马褂，足蹬朝靴，手执祭器，迈着八字大礼步，慢条斯理地在堂上堂下走方阵；伴当鼓手尾随其后，敲打乐器，吹奏喇叭笙箫管笛，二胡、月琴、琵琶、三弦齐奏，唱着昆曲小调，空气中弥漫着幽幽檀香。族人村民熙来攘往，好不热闹。入夜，灯火通明，大放光彩。乡人中的一些戏曲和丝竹爱好者，相聚大厅，各施“拿手好戏”,吹拉弹唱，五花八门，此谓“打锣鼓唱曲”,是喜闻乐见的老传统。围观听众，将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直至夜半凌晨方散。当晚，乡人纷纷来到神台前，焚香烧纸，叩首跪拜，然后在神烛上，点亮一对红灯笼，给德高望重或较有体面的本家送“寿烛”,或者给某位尚无男孩的中年本家送“子烛”。这一天，整个洪琴村一片欢腾，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它是文化艺术节又何尝不可呢?送菩萨回庙那天，几十位壮汉抬着菩萨轿穿街走巷，绕着村子外围游行一围。百面彩绸旌幡大于簟小如席，迎风招展，鼓乐喧天，檀香袅袅。汪公老帝头顶华盖，背负掌扇，俨然帝王出巡规模。二十四杆朝天镜夹杂着爆竹声，震耳欲聋，整个洪琴村都沸腾了。
清明祭祖，是洪琴的又一盛事。汪姓子孙轮流“值年”,每年约有二十来户，每户饲养大肥猪一头，于清明节前两天宰杀，清洗白净，捆扎在木架上，披红插花，抬进宗祠，呈列在大厅上。制作精美的“金银袋”,内装冥钞冥锭，高挂在大厅正面照壁中央，献于祖宗受纳。清明当天，抬上肥猪，举着胜，鸣锣开道，鼓乐声，爆竹声，响成一片。男女老少倾村而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直向洪琴汪氏的一代先祖“寿泰朝奉”坟上送去。各支祠子孙还要分别上祖坟。近则三五里，远则一二十里，抬上宰杀干净的全猪全羊，伴当鼓手吹吹打打，很是隆重。在坟前燃放爆竹，烧香纸，作揖叩头，然后每人领取一根筹码，回来到“众屋”里，一根筹拿到一份白米米果。男丁多，表明这一支或这一户“发人”,是很体面，很自豪的。大年初一，家庭主妇梳妆齐整，头上插花，身着长黑裙，提一“食萝”香烛供品去上庙下社进祠堂，给汪公老帝、社公社母和祖宗拜年。平日，也常有乡人一大清早，抬上一头活猪，或“上庙”或“下社”放“镖”的，就是在庙门口把猪捅上一刀，让它一边流血一边奔跑挣扎，捱的时间越长越吉利。同时放爆竹烧香纸，向菩萨下跪拜揖，以示“还愿”,请菩萨赐福消灾。
“堂前文化”是徽州的一大特色，历史悠久，洪琴人当然也有此传统。堂前挂“中堂”和对联字画，祠堂里有制作考究的楹联。内容大多选自孔孟诸子和诗词经典。每年腊月二十四至正月十八，家家户户堂前照壁上挂“太公容”,两旁联曰“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每日清早烧纸上香，以示纪念。一年一度的八月中秋嬉香龙，是洪琴的传统习俗，远近有名。中秋这天，乡人用稻草捆扎制作香龙数条，长度数十米或百余米不等。龙身遍插棒香，龙头披红插花装饰彩灯。入夜，敲打大锣大鼓，燃放爆竹，遍游村中街巷，尽情戏耍，然后送至村外“化龙”焚烧，充分抒发了秋收后的喜悦之情。放阳灯，洪琴人自古至今兴趣不减，年末岁尾，以此自娱。寒冬腊月尤其是下雪天，是放阳灯的最佳时机，用棉纸糊个大气球，桐子、油松作燃料，使阳灯鼓足热气而升空，倘挂上爆竹、烟花那就更精彩了。大人小孩都乐于此道，为春节增添了一份欢乐的气氛。菩萨“开光”是十年一度的最大盛事，兴师动众，全力以赴。汪姓所有菩萨重新帖金上漆，更换服饰，然后以最为隆重的仪式将菩萨送回寺庙。
这期间，在前山下搭二个戏台唱对台戏，请二个戏班子来唱“木莲戏”和“大戏”(京剧),持续五日五夜。亲戚朋友和邻近村民蜂拥而至。戏台前，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人山人海，如同集市般。戏台是专事制造的，可拆可装，有厅堂楼宇之精美，有官邸府衙之气派，可惜毁于乱兵之手。洪琴人历来崇尚文化艺术。自发组织“农民业余剧团”,有自己的演员琴师、锣鼓手、表演京剧、越剧、昆腔、徽调、黄梅戏及其他文艺节目，从大年三十夜一直闹到正月十八。
此外，舞狮子、踩高跷也是节庆必不可少的。乡人中，代代都有一批书画高手，师承柳颜脱颖而出，梅兰竹菊各有专工，技艺高超的雕塑匠师也不乏其人。过去有首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那意思是说，徽州山多地少，是个苦地方，男孩子念过几年书，到了十三四岁就托在外谋事的本家或亲戚带出门去“学生意”,熬过三年“满师”便回家讨亲，成家立业，做人过日子。倘中途被辞退，叫做“茴香(回乡)豆腐干”,那就不但自己日后不好做人，也把父母家人丢尽了面子，是极不光彩的。一般来讲，他们在外只能是替人家当伙计，弄得一份微薄工资。仅有个别少数，自己开店做生意，收入较丰。他们大都把所挣钱财带回老家，置办家产，培养子女，也有修桥铺路，捐资助学搞救济，做些善事的。这一批批的“出门客”,为洪琴增加了经济来源，促进了信息流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振兴，为培养和造就人才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使洪琴这个山乡闭而不塞，与外部世界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洪琴人无论男女，长年农耕不辍，孩童也在课余假日参与帮衬。男人出门在外谋职的，则女人当家，农务家务一肩挑，甚至还有小脚女人犁田耕作的。庄稼一年三熟，当忙季节，从早上两三点钟起床，一直要做到晚上八点过后才歇工。但是，洪琴人平时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是把好吃的留着过年过节吃，或者留着待客；总是把好点的衣裳藏着过年过节穿，或者出门做客穿。“在家务新，出门务旧”,吃光用光的作风是让人看不起的。凡事都讲个“省”字，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赚不来，只好省点呵!然而，苦吃苦做并未能改变洪琴人贫困的命运，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日子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做做吃吃，合合适适”算是上等的了；好多人家做煞做死还糊不好张嘴；许多人一年到头身上“挂叮当”,冬天与火充(烘篮)相依为命；捱过了一代又一代，眼看着老屋将倾，旧屋欲坍，与之奈何?
抗日战争时期，徽商徽帮日见衰落，有的弃商归田，有的失业回家，既使仍然在外苦撑苦熬的，也是举步维艰，朝不保夕。市面上以物易物，一片萧条。偌大的一个洪琴村，到四十年代末，在校小学生竟不足百人。教师也只四、五名，还得自己背个扁篓上学生家讨米度日，真是寒酸至极!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呢?答案不难找到。自清末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百年中间，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日冠侵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围剿”和全面内战，炮火硝烟年复一年，天下一片大乱，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洪琴岂能幸免?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抽壮丁，拉夫子，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加紧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记得一九四七年，洪琴乡公所的一名乡丁，去鸿飞村征收什么“费”,竟开枪把一位家有老母妻儿的农民打死。保丁、甲长上门索要不成而打人掳物的事，也常有发生。如此乱世，百姓怎么不苦?秀美的山水田园，丰厚的文化内涵和洪琴人勤劳朴实的品格，给予我人生最初的潜移默化；百年乱世，让我的家庭跟大多数洪琴人一样，祖祖辈辈都在贫穷苦难中煎熬。这一切，全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灵上，为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朴素的基础，并且影响着我的一生。我就出生在那个乱世，出生在洪琴这块风水宝地，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和那个环境中，熬过了二十四个年头，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始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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